地名与产业双向赋能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范式

　　当前，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。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亟待培育新动能、塑造新优势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国地名学会提出“地名经济”的基本定义，启发性地为探索地域经济发展新路径提供了不同视角。

　　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郭玉强调研中国地名学会时指出，地名工作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如何让地名“活起来”是当前的一个主要方向。做好“地名＋”，将地名作为品牌资产和流量入口，与特定产业或领域深度绑定，从而活化地名推动“地名经济”的发展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动。

　　“地名经济”跳出了传统区域竞争中对资本、政策等通用要素的依赖，转而深度聚焦于每个地方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基因、资源禀赋特质与产业演进脉络，强调通过科技赋能、文化活化与系统创新，将地域“个性”转化为发展“动能”，这正是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。在此基础上，中国地名学会举办的“地名经济与新质生产力”圆桌会议，进一步廓清了这一理念的内涵与实践方向。

　　一、地域特色资源与现代生产要素的创造性耦合

　　地名，远非简单的地理符号。它是历史的凝结、文化的印记、集体记忆的载体，往往与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、传统技艺、人文精神和产业基础紧密相连。“地名经济”的核心，在于突破将地名仅视为行政或文化标识的传统认知，将其系统视作一种可深度开发、具有聚合与增值效应的“特色生产要素”。这就要求我们科学梳理、精准阐释并创新性转化附着于地名之上的各类显性与隐性资源。

　　清华大学华如兴教授认为，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并非替代关系，而是可通过深度融合实现共生并进。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，依靠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。“地名经济”虽与传统根基紧密相连，但其秉持的“因地制宜”原则，恰恰契合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。

　　对“地名经济”而言，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简单移植高新技术产业，而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，与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、生态景观、农产品、手工技艺等资源进行深度融合与再创造。这种耦合既能有效避免区域产业同质化竞争，又能使科技创新根植于地方特质，催生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独特竞争力的特色化新质生产力集群。

　　二、科技赋能、IP活化与系统集成驱动价值倍增

　　从中国地名学会组织的相关研讨与调研案例中，可提炼出地名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条清晰路径：

　　一是数字科技赋能，重塑传统产业与地域经济。此之关键在于推动通用技术的本地化、场景化应用。无论是运用北斗、5G、AR技术实现高端装备的远程精准维护，还是借助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诊疗系统开发；无论是对古建筑进行数字化复原与沉浸式展示，还是通过物联网、无人机等技术实现特色农产品的精准种植与溯源管理，都是科技赋能的生动体现。例如，在山西长治，利用AR/VR技术再现“观音堂”历史场景，依托生物工程技术升级“潞党参”产业，借助数字化手段重塑“潞酒”工艺与营销链条，正是将技术深度嵌入地方禀赋的实践。

　　二是文化IP活化，实现无形资产的可持续运营。地名背后蕴藏的故事、人物、传统，是打造超级文化IP的宝贵源泉。成功的IP能够产生显著的经济聚合效应。“淄博烧烤”现象便是地域饮食文化通过现代传播引爆市场的典型案例。更深层次的活化，需系统挖掘如“汉中”与两汉三国文化、“敦煌”与丝绸之路文明等资源，进行跨媒介、跨业态的创造性开发，形成文创产品、实景演艺、主题研学等系列产品与服务，使历史文化转化为可体验、可消费的现代产业要素，构建长效吸引力。

　　三是产业系统集成，构建特色现代产业体系。“地名经济”并非孤立发展单一业态，而是倡导基于地方特质的系统性产业生态构建。例如，山西沁县作为北方水城，八河环绕，九湖围城，是千里海河第一源，素有“千泉之县”之称。其蓄水量之大、水面之广、水质之优，在北方地区是独一无二的。利用自然禀赋，专家建议沁县不妨纵向拓展生态养殖、加工物流，横向融合美食体验、文化旅游、节庆赛事，并嵌入电商、设计等现代服务，形成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集群。又如，依托长治的古建与中医药资源，可探索“文化遗产数字化体验+康养旅游+生物制药”的融合模式。这要求打破行业与部门壁垒，实现跨领域资源整合与价值链提升。

　　三、从“在地诊断”到“协同赋能”，构建科学实施体系

　　推动地名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，需要一套科学的实施与支撑体系。

　　首先，深化“在地诊断”，实施精准“寻特计划”。应避免同质化规划，深入开展地域特质系统性普查，不仅要梳理物产资源，更要剖析历史文脉、技艺传承、社群网络等软性资产，组织跨领域专家与本地力量共同“解剖麻雀”，找准真正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与关键成长节点。

　　其次，强化智库与平台支撑，推动知行合一。中央党校教授穆占劳指出，地名经济发展涉及经济、文化、科技、规划等多维知识，需建设新型智库或专家服务平台。中国地名学会组建跨学科专家委员会、完善智库平台建设，开展“地名经济”理论研究与转化，不仅提供战略研究与决策支持，更是为地方链接前沿科技、专业运营、金融资本与市场渠道，推动规划切实落地。

　　再次，创新治理与协同机制，保障可持续发展。穆占劳从政策层面建议，将地名经济纳入区域发展战略，通过立法保护和文化挖掘，实现资源向经济价值的转化。他表示，地名经济常涉及跨区域资源整合（如大运河沿线、淮扬地区），需探索更高层级的协调与利益共享机制。同时，在品牌共建、质量标淮、生态保护等方面，应构建政府、企业、社区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框架，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包容性。

　　发展地名经济，绝非鼓励封闭发展，恰恰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，倡导各区域基于比较优势深化分工协作。千城一面、产业同构无助于提升整体竞争力，而千姿百态、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板块，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强大而富有韧性的生态系统。通过地名经济这条路径，引导技术、资本、人才等要素向特色领域高效集聚，正是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”的生动实践，也将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、坚定文化自信注入坚实动力。

　　（陈士国系中国地名学会执行会长、代理秘书长）